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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初中生酒后把同学打成植物人,饭馆向未成年-人售酒被诉赔偿案

北京房山初中生酒后把同学打成植物人,饭馆向未成年人售酒被诉赔偿案

【事实概要】
     一个酒瓶引发的血案——涉案两个未成年人,一个被打成植物人、另一个被判入狱八年。
     小韩和小刘系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南尚乐中学初三同班同学。2012年2月25日中午,为庆祝班上两名同学被高职提前录取,在南尚乐村附近的一家四川饭店,包括小韩和小刘在内的20多名初三学生热热闹闹地举行着同学聚会。
     由于该饭店老板李先生的双胞胎儿子也在此次聚会的行列,所以李老板对这桌吃喝格外关照。期间,李先生发现一件蹊跷的事情,由于喝了啤酒,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往门外厕所跑,很快就回来了,唯独小韩出去上厕所,半个多小时都没回来。李老板赶紧让两名同学去看看小韩怎么了。两名同学一到厕所,看见小韩蹲在地上,就上前问他是不是喝多了。小韩说没事。可是,他正要起身,却一下子歪倒在地上。两位同学把小韩扶起来,李老板觉得小韩可能是喝多了,就开车带他去了就近的卫生站。到了卫生站,医生一看,觉得情况不妙,建议及时送往房山医院。马不停蹄地带着小韩又辗转到北京市房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李老板焦急地等来的却是CT后医生宣布的:病人脑部出血,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的五雷轰顶的消息。当下,李老板赶紧跟小韩家长联系。偏偏这样的时刻,小韩家长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深感情况紧急,不该拖延的李老板垫付了小韩的医药费,并帮家长签字,让医生尽快为小韩做手术。
随后赶来的小韩家长听到的却是犹如晴天霹雳的医生答复:小韩能捡回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孩子以后恐怕很难醒过来了。悲怆万分的小韩父亲难过的同时,看着儿子脑后的伤口,坚定的认为事情肯定并非酒后摔伤那么简单,于是,他拨通了110的电话……
经过民警的调查询问,导致小韩变成植物人的凶手被找到了,他就是小韩的同学小刘。通过民警的多次询问,小刘对打人的事实供认不讳。2012年2月26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小刘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小刘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2年6月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小刘提起公诉。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6岁,属于未成年人,案件没有公开审理。2012年8月17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小刘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赔偿小韩医疗费、营养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5.7万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小刘虽对打人的事实没有任何隐瞒,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悔罪的意思,庭审中其多次顶嘴,态度嚣张。他的那句“8年后,我是站着出来的,他小韩永远地躺着了”给法官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无可奈何却又感慨万千。小刘的母亲在法庭上多次泣不成声。一个未成年人在对他人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的情况下,却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这是家庭教育的缺失,还是不良道德观的影响?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却以一桩血案的酿成收场,涉案两个未成年人,一个被打成植物人、另一个被判入狱八年。这中间有太多值得家长、学校和社会反思的地方。
小刘一家无力支付15万元赔偿款,无奈之下,小韩父母将包括饭店李老板在内的其他4名相关人员告上法庭,请求经济赔偿200万元。
小韩的治疗需要大量的钱,在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及向亲友们借来的所有钱款的情况下,小韩一家却迟迟没有拿到法院判决的15万元赔偿款中的一分钱。原来,小刘家的经济很困难,作为重组家庭的小刘一家四口的唯一生活来源就是继父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日常生活开支都难以保障的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存款来赔偿小韩的损失。
无奈之下,小韩的父亲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小刘及其父母、饭店李老板、班级聚会组织者小于一同列为被告,请求他们共同为小韩的受伤承担经济赔偿责任200万元。
作为班级班长的小于是本次同学聚会的组织者,作为监护人的小于妈妈表示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她还补充说,自己孩子经历这次事件后,心理受到巨大的刺激。
事发后,第一时间开车送小韩辗转去医院并垫付住院检查费用和在手术单上及时签字的饭店老板李先生觉得十分委屈。被推上经济赔偿诉讼被告席的他选择了委托律师为其维权。于是,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的王春刚律师成了他的委托代理律师。
【办案掠影】
开庭——现有法律法规对饭店老板李先生的支撑
    细细了解了整个案件事实,做了充分的庭前准备工作的王春刚律师作为饭店老板李先生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发表了言之凿凿的代理意见。
    第一,原告小韩父亲请求法院判令饭店老板李先生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李先生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在原告小韩、被告小刘等聚餐者的坚持要求下,餐馆服务人员最终向其供酒。餐馆方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行为,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本案中要求餐馆业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将违反行业管理行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与第三人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混同。
第二,被告方餐馆业主已经尽到了法律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案中,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在室外的厕所内,当时一起就餐的同学均没有预见或发现可能发生侵权行为,而餐馆业主李老板在得知原告小韩可能身体不适后,在第一时间将其送到医院、垫付了医药费、通知了家长,这些行为,可以证明餐馆业主已经尽到了法律上所称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其也不必承担《侵权责任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补充赔偿责任。
北京大学研讨会——法律不外乎人情,律师的成就不仅仅用胜诉代理来衡量,盛廷律师王春刚还想做更多……
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讲,作为饭馆方的代理人,王春刚律师认为饭馆方尽到了法律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请求饭馆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然而,“法律不外乎人情”,深知此起伤害案件的悲剧后果对两位学生家庭造成的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压力,王春刚律师在法律上维护己方当事人利益的同时,出于一名执业律师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不幸遭遇者的同情心,作为法律人的他强烈呼吁,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餐馆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责任承担问题上,更应当看到本起案件折射出的社会、学校、家庭在对未成年人的管理、教育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相关立法、行业监管上的不足。反思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其权利保护问题。为此,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特别为本案邀请了数位在青少年犯罪及青少年问题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主题“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权利保护”的研讨会。期望借此让高层听到一线法治最真实的声音和需求,尽力为我国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保护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贡献出哪怕只是一份极其微小的力量。与会法律理论和实务界同仁纷纷发表自己观点。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律师结合自己办理的“北体大案件”、“圆明园游客意外被杀案”等类似或者相关案件的感悟和体会,表达对本案的基本看法。张律师表示,我国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制度下,对被害人的救济很不足。并结合中国当前文化现象,追本溯源地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升高的原因。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张荆教授从犯罪学的角度,结合我国社会现状,从社会急剧变迁下的高离婚率、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方面深刻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人群的特点及成因。张教授强调,教育是我国改革最滞后的地方,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表示,我国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罪名扩大化、主体集中化的特点。车教授结合国外专门设立的青少年刑法和青少年法院等制度对比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实践和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最后,车教授强调,在我国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的实际情况下,加强家庭教育和家庭关爱对未成年人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专家学者主题发言过后,记者针对发言内容提问进行进一步交流。对关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问题、借鉴外国做法谈我国禁酒相关法律现状及技术层面的改进问题等的探讨将研讨会再次推向高潮。魏汝久律师表示,刑事案件中对被害人的救助,我国仅有的司法救助是不够的,建议借鉴别国先进经验,通过社会救助、政府救助等补充和完善救助制度。同时,魏律师表示,希望通过本案及类似案件的判决达到以判例促进最高院司法解释的改变的目的。
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主任毕文强律师从个人、家庭、组织、社会、国家的责任,由小到大细细分析了各方责任问题。就盛廷律师王春刚代理的这起典型案例来看,加害者的个人及家庭的赔偿能力很有限。毕文强律师表示,我国应加强社会救助,基于加害人本身的社会成长背景,让社会承担起必然的救助义务。最后,毕律师强调,中国的法律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理论的建设,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法律对公民的保障方面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更好的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期间,王春刚律师个人向受害者家属捐款五千元人民币表达了自己的关心。他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关注类似案件中受害者及加害方这样的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保护问题。
【律师说法】
本案作为北京市第一起因向未成年人售酒导致第三人侵权,餐馆业主被起诉的案例,受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法制晚报、北京晨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先后经房山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市人民法院网络直播。案件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本案中,民事赔偿部分的诉讼,被推上被告席的饭店老板李先生及班长于同学的补充赔偿责任的承担于法无据,小刘一家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也令人堪忧,小韩父亲200万元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也并非狮子大开口,而是实际情况所迫。那么,对于这样尴尬的局面,我们除了叹息和同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   
目前,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禁酒令”的立法体现仅有如下三处:第一,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想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第二、2005年11月7日,商务部发布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规定“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商品,并应当在经营场所显着位置予以明示。违反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第三,2007年6月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作出禁止性规定,并作出相应的处罚性条款——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通过目前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体现,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的“未成年人禁酒令”仅仅停留在行政处罚层面,对于商家向未成年人售酒后造成的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方面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商家敢于冒险放纵未成年人的买酒饮酒行为。没有恪以具体的责任承担内容,在我国这样一个酒文化盛行的国度里,未成年人的禁酒保护工作的落实是十分困难的。笔者认为,加重并且细化售酒方的责任,将其对未成年人饮酒后造成的后果的补充责任的承担具体化才能从立法上更好的推行“未成年人禁酒令”。
同时,未成年人这一族群的特点是:心智还不成熟,对自己行为缺乏准确的判断力和理性且具有极强的猎奇心理。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和社会都要花更多的精力在他们的教育和成长上。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所言:“我国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罪名扩大化、主体集中化的特点”。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的教育的加强及成长问题的重视尤为关键。
这是一起案情并不复杂的案件,然而案件血淋淋的事实及造成的让人叹息的后果折射出的东西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然后是用行动去改变……

2013年5月笔

原标题:谁有能力监督红会

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早在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就曾提醒:“对红会的监督来自多方面:有法律、政律(政府监察、审计)、他律(社会监督)、自律。成立社会监督委只是红会综合监督的一个方面,是监督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要把它误解成是红会的唯一监督力量。”
但是,单就“社会监督”这一方面来说,相对于以往缺乏渠道,社监委可以说是为红会这个官办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搭建起与社会各界沟通的重要渠道,公众对其作用期望甚高。就目前来看,红会社监委恐怕未能让公众满意。
志愿者的监督受质疑
“关注红十字会的事情已久,近期参加人民网联合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向社会公开征集3名网友志愿者的活动……非常荣幸得以入选,现将我参加本次活动的由来、使命和今天跟访的内容和朋友们陈述如下。”
4月29日凌晨前后,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春刚、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生张佳鑫作为首批红会物资发放志愿者,先后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贴出了自己的首篇《监督红会芦山地震首批专项资金志愿者工作记录》,向网友介绍两人履职第一天(28日)了解到的情况。
4月下旬,根据四川芦山地震灾区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紧急采购价值200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价值1300万元的大米和价值700万元的食用油)援助灾区群众。这是芦山地震后,红会第一笔大额现金支出。为了让公众及时了解善款的使用及物资的招标、采购、生产、运输、发放等过程,红会社监委首次尝试联合人民网,向社会公开招募3名监督员,监督物资的使用过程。
在33小时的征集时间里,共有522名网友报名,尹岳峰(湖南省衡东县团委“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春刚和张佳鑫3人成功入围。
张佳鑫在首篇工作记录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履职首日(28日),2000万元物资的投标竞标和评标过程已经完成。尽管他转述了红会给予的解释:由于本次救灾事情紧急,整个投标竞标和评标过程均开了绿色通道,使得招投标时间大大缩短(如采购公告需张贴20天,本次缩短为2天),网友并不买账。
有网友直接指出,“多少钱、用在哪个项目,这只是表面,如果起码的招投标监督和标后监督都放过了,就当没参与。”
由于介入监督时招投标已结束,只能对后续生产、运输、发放等环节进行监督,而招投标过程是资金使用最为重要的环节,这让首批3位志愿者的监督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
另一位网友进一步指出了志愿者的专业能力不足,“审计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你日志中提到的相关审查工作,对说明红会资金的现状、来源和去向毫无用处。这些东西需要校对各种账目,对每一笔开支和收入进行核算和审计。你以这种方式参与,只会被红会利用作为向社会自证清白的工具。”
张佳鑫、尹岳峰、王春刚向齐鲁晚报记者坦陈,他们只能去监督款物的数量、中标情况和物资发放过程,无法监督物资质量、审计账务等,因为那需要具备专业知识。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教师、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琼与王春刚是好友,她一直想去灾区看看。得知好友从北京来监督红会救灾物资发放,王万琼二话不说开起了自家越野车,载着3位志愿者赶往灾区。白天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走在物资发放点,晚上住在简陋宾馆,有时还要冒着泥石流、塌方的危险走夜路,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干馒头。
王万琼也注意到对志愿者介入时间过晚的质疑。她认为,如果从源头上即开放监督,监督的意义会更大。“后面还有大批救灾资金,红会是否有勇气让大家从招投标就开始监督呢?”
风口浪尖上的社监委
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到芦山地震,红会一直过着“千夫所指”的日子。且不说其官方微博的赈灾信息被“滚”字刷屏,只要与红会相关的人、言论或事务都被“质疑链”横扫。红会社监委自身也因抗震救灾期间屡次为红会辟谣,受到了尖锐质疑。
知名爆料人周筱赟自4月22日至5月15日在其搜狐微博连发5篇文章质疑红会,浏览量均过万。其中以5月13日的《红会公关部真相:只辟谣不监督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黑幕大起底(上篇)》直指红会社监委只是红会养的公关部。
一时间,成立不到一年的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该组织的成立始于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红会改革纲领性文件《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随即,红会这个拥有11万个团体会员、2658万名会员、215.6万名志愿者的庞大慈善机构,开始筹建社会监督委员会。
2012年12月,红会社监委成立,首任委员由中国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决定聘任。在成立后近半年的时间里,红会社监委在是否独立、有效、规范等方面遭遇了公信力危机。
首先,人们不知道首任16名委员是如何选出来的。有人尖锐地指出,红会社监委有拉名人为其“站台”的嫌疑。
综观首任委员,他们无不在其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并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如刘姝威即是着名的财务专家,着名的“蓝田案”为她赢得了广泛赞誉。
但是,也有人因此质疑,委员们在各自的领域事务繁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监督红会吗?
在这方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先行一步,在2009年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之后,即按章程规定,公开招聘监督巡视员,由红基会社监委进行专业指导,由监督巡视员进行具体项目的监督检查,弥补了委员们时间上的不足。
红会社监委章程中没有同类规定,在其章程中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日常办公提供办公场所及设施。这成为周筱赟质疑“社监委实质就是红会养的公关部”的主要依据:如果红会社监委的经费、办公场所均依赖红会,则无法发挥独立监督作用。
红会社监委委员王永在随后的回应中称,“不能够将红十字会承担社监委的工作经费,混淆为红十字会养着社监委,我们所有人全部都是志愿服务,而且从来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实际上,被监督方来承担监督方在开展监督时所发生的费用也是现代治理结构的一种通行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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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从业者赵缶近日撰文指出,红会建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三方监督机制,国外慈善同行较少采用。类似的监督机制,国外最值得借鉴的就是欧洲议会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督察专员由议会任命和批准经费,但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做法在慈善领域属“首创”,无先例可循。2013年初,红会社监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成都红会募捐箱发霉”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指出红会在相关工作中存在不足,成为其少数广为人知的工作成果之一。红会社监委的另一项“大动作”,即是前述招募志愿者,但受到了不少质疑。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曾尝试联系红会社监委多位委员了解其成立近半年来的工作,均被告知在6月9日社监委年中会议前不接受采访。对于一个旨在推动红会公开透明的机构,其自身却集体缄默,未能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这着实让人不解。(下转B02版) 加载中...
(上接B01版) 
有评论认为,虽然社监委的 地位尚未载入红十字会章程,但 已经为这个官办NGO架设了与 民意沟通对话的桥梁,注入了变 革创新的动力。对于红会存在的 制度性缺憾,既然不可能在体制 外骂倒它,不妨乐见并促成它在 体制内的修复和完善。
首批3位志愿者都建议,作 为一种社会监督的渠道,这种活 动值得继续开展。王春刚律师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人民日报、央 视等都对志愿者的监督活动进 行及时的跟踪报道,这对促进红 会工作的公开透明、增加人们对 红会的了解都起到了作用。
有观点认为,虽然外界看来 红会的改革力度不大,但在众多 出事的官办慈善机构中,只有红 会是“真正改的,其他的根本没 有 改 ”。尽 管 有 改 进 ,一 边 倒 的 舆 论仍然让红会越发谨言慎行。中 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婉拒 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我还 是不接受采访为好,少说多做。 信任的依然信任,不信任的你说 啥 都 不 信 。”
王春刚说:“现在网上的气 氛是,批评红会很安全,没有人 敢为红会说一句话,怕受到攻 击。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对红会不 公平。当然,舆论的质疑也应引 起重视,红会在其体制机制、公 开性、透明性等方面都需要进行 探 讨 和 改 进 。”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教授吴东民分析指出, 这种舆论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 社会心理扭曲的表现,有些网友 对整个社会缺乏诚信、公平等现 象愤愤不平,进而盲目跟风抨击 红会,这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途 径,尽管他们不一定真的了解红 会是怎么回事。
对红会社监委来说,成立时 间较短、暂未形成系统的监督机 制以及工作成果较少,或许是红 会社监委目前公信力脆弱的根 本原因。目前,社监委的监督仍 然处在“接受举报———分头调 查 ——— 回 应 ”这 一 见 招 拆 招 的 被 动流程中。
NGO从业者赵缶认为,如 果社会监督委员会仅仅是在红 会信任度低的时候,借助社会名 流作为一个第三方独立声音的 传声筒,那么这样的第三方监督 还不够。另一方面,监督委员会 的角色让人感觉模糊,它在回应 时,没有严肃的工作流程和回应 机制,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是个 人偏好而非制度性的监督。
红会社监委委员、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 研究中心邓建国曾对媒体表示, 社监委本身没有合法性,只是红 会自己搞的机构,“他说不要你 了 ,就 可 以 不 要 ”,从 法 理 上 规 定 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这样才 具有真正的制度作用。
吴东民亦认为,要想真正实 现第三方监督,需要国家先来设 计这个制度。
现行《红十字会法》于1993 年 制 定 并 施 行 。今 年 4 月 底 ,十 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 长会议将修改《红十字会法》列 入立法预备项目,视情况将在 2013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美国非营利机构管理研究 资深专家安平在近期访谈中介 绍,美国红十字会也时有负面新 闻传出,几乎每一次灾难救助之 后,就会有丑闻发生。人们之所 以不为这些负面新闻所累,与其 说是对这个机构的信任,倒不如 说人们更相信公众的有力监督。
或许,红会社监委委员、零 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的 一段话能够代表社监委委员们 的 心 声 :“ 红 十 字 会 需 要 改 革 , 有 一种方法是关着门自己改,有一 种方法是开门让社会参与进来, 也许今天的社监委还不是最有 代表性的社会参与方式,但至少 是开始朝向社会参与方向上的 一 个 尝 试 。”
安平的观点则更直接:“相 形之下,重建红会难,改组监委 易 。红 会 改 革 不 妨 从 此 做 起 。”

央视新闻直播间见证红会芦山救灾物质的发放过程,其间对作为志愿者的本所律师王春刚进行了采访

发布日期:2013-5-21

 【本网讯】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紧急采购了价值2000万元的救灾物质,这些物资如何发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5月11日,央视见证救灾物质的发放过程,其间对本所王春刚律师进行了采访。作为人民网筛选出的网络志愿者之一的王春刚律师,其工作是对这批赈灾物资从准备到发放进行全程监督。王律师表示,此次赈灾物资的准备和发放过程中,各中标企业对物资的发放比较重视,积极准备货源进行加工和包装,切实做到配合具体方案及时保证供给。
在本次赈灾物资的发放过程中,收到大米和粮油的灾民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律师事务所对红会监督志愿者王春刚律师表扬并奖励

发布日期:2013-5-16

  【本网讯】2013年4月27日,本所王春刚律师成为人民网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全程跟踪参与、监督中国红十字会2000万元芦山地震专项资金使用过程的3名网友志愿者之一。
  自4月29日至5月7日,王春刚律师通过查看企业与红十字会签订的采购合同,实地考察粮油采购中标企业的具体信息,查看各家企业生产计划和发货计划,现场了解红十字会救灾情况等形式对红十字会专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目前,人民网、人民日报对此项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鼓励社会群众投入到监督公益资金流向的活动中,让公益透明化,阳光化。
鉴于作为本所骨干律师王春刚对公益活动的热情和投入,本所决定给予其300元奖金,盛廷律师竞优相关数据统计加3分。同时,号召更多的律师像王春刚律师学习,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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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7-06-08 17:41:03  【打印此页】  【关闭